杨保军老城区要激发新活力，需要不断注入新功能，这是世界城市发展的普遍规律。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改善空间的供给，注重提质增效，在老城区注入新的生产力和生产要素，增强综合城市功能。
袁奇峰由于城市公共空间的供给总是落后于需求，所以我建议，尽可能增加公园、广场、绿道等公共产品，同时鼓励私人产权设施增加开放度和公共性，这是重要的两手。
潘安老城区或者说传统街区的改造，必须有三个受益群体：原住民要在改造的过程中受益，在生活和各方面比原来更好；城市应该通过改造更有魅力、更有个性；国家应该在改造中受益，得到一些好经验、好做法。
主持人：毕征（广州日报夜编中心副主任、中心工作室负责人）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下文简称“《规划纲要》”）为大湾区城市群发展带来重大历史机遇，也为广州构建城市发展新格局指明了方向。广州作为一座有多年建城史的城市，老城市应如何改造，新活力又从何而来？广州该如何充分发扬历史文化资源的优势，建设岭南文化中心？
本期圆桌会，我们继续聚焦“城市格局和城乡规划”，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理工大学教授何镜堂，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杨保军，广州市城市规划协会会长、原广州市规划局局长潘安，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袁奇峰为广州城市规划建设建言献策。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廖靖文
激发新活力
改善空间供给不断注入新功能
主持人：广州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激发老城市的新活力。请问杨保军院长，通过推进“三旧”改造和老旧小区微改造，如何让老城市焕发更多新活力？
杨保军：老城区要激发新活力，需要不断注入新功能，这是世界城市发展的普遍规律。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改善空间的供给，注重提质增效，在老城区注入新的生产力和生产要素，增强综合城市功能。统筹推进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更新改造，是破解土地供需矛盾的重大决策，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和城市转型升级的重大战略。
我认为要注意两点：一是要坚持区域统筹，在推进“三旧”改造过程中，广州应从区域着眼，立足于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疏解特大城市中心城区的非核心功能，引导低端功能的升级。比如对一些低端工业园和不符合城市功能要求的批发市场，以及对城市设施和环境造成过大压力的一般性产业和低端物流园区，可以借鉴北京经验，不是简单的取缔和搬迁，而是通过园区化改造、市场商流物流分离和加强环境综合整治等方法，提升其质量与效益。实物性的货物交易可以外迁，但是原址可以构建功能展贸化、交易电子化、市场国际化、管理园区化的国际采购中心。发展物联网和电商物流交易平台和信息交换中心，多采取线上和网上交易，坚持老城区和周边地区在物流交易的线上线下结合，实现传统交易的升级。
二是老城市焕发新活力不是推倒重来，而是有机更新，上海就是从“拆改留”变为“留改拆”，不轻言拆除，坚持可修、可整、可提、可优的统筹推进。以“绣花”功夫推进“三旧”改造和老旧小区微改造，建设更干净更整洁更平安更有序的城乡环境和宜居宜业美丽花城，让老城市成为激发新活力的沃土，让新活力为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赋能。此外，“三旧”改造不能完全依据外来游客的需要，要激活当地居民的历史文化情怀和责任感，更要注重原有功能的保留与升级，创新空间形态，增强城市综合功能。
主持人：袁教授，您曾经完成广州城市总体发展战略规划，也是珠江新城的总规划师。广州正在推进的“三旧”改造和老旧小区微改造如何为老城区的可持续发展赋能？
袁奇峰：广州旧城区的提升任重道远。广州上世纪50年代整治流花湖、荔湾湖、东湖，形成一系列新公园，加上越秀山、人民公园、麓湖公园、黄花岗、烈士陵园、沙面等，形成完美公园系统，在上世纪中国城市建设界有“七十年代看公园、八十年代看宾馆”之说。然后有“九十年代看天河（体育中心）、世纪初看大学城、10年后看花城广场”，游客对城市公共空间的推崇容易理解，市民则因为休闲时代的来临也开始对城市空间的公共性有了极大热情。由于城市公共空间的供给总是落后于需求，所以我建议，尽可能增加公园、广场、绿道等公共产品，同时鼓励私人产权设施增加开放度和公共性，这是重要的两手。公共性是广州城市现代化的方向，值得认真探索。
年广州城市发展战略是“拉开结构、建设新区、保护名城”，被通俗演绎为“南拓北优东进西联”；年提出“中调”，最后落子在城中村改造。广州旧城区由于公地多，积聚了省市政府办公区、公共设施和大量国企总部，如果能够适度抽疏，应该尽量增加公共绿地、广场和公共设施。广州历史街区保护的关键在疏解功能、人口的前提下梳理产权，通过规划稳定保护预期，改善公共停车和绿化环境，鼓励产权交易，让愿意也有能力使用、维修历史建筑的使用者进来。
广州历史保护有两个突破点：一是恢复广州最重要最美骑楼街，二是活化沙面。而最有价值的是老城骑楼系统的保护和修复。骑楼是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的标志，保护和创新是避免千城一面的两只手。
主持人：潘安老师既是规划学者，曾经也是主政广州规划的技术官员，您认为“三旧”改造如何实施，才能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
潘安：老城区或者说传统街区的改造，我觉得必须有三个受益群体：首先是原住民要在改造的过程中受益，应该在生活和其他各方面比原来更好；第二是城市应该通过改造更加有魅力、要有个性；第三是国家应该在改造中受益，得到一些好经验好做法。广州这样的国家中心城市，应该为全国提供一个样例，通过改造将城市历史遗存更好挖掘展示出来。只有通过精心的谋划、策划、组织，精准推进，才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和费用的条件下，让原住民、城市、国家三者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受益。
提升软实力
打造代表广州的文化地标
主持人：《规划纲要》提出支持广州建设岭南文化中心和对外文化交流门户，扩大岭南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请何院士谈一谈，广州应如何强化规划战略引领，传承创新岭南文化，做到出新出彩？
何镜堂：文化历史是广州的重要优势，有多年深厚的底蕴，应该把长处亮出来。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更是城市赖以发展的根基。打造岭南文化中心，除了将现有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好、活化好、传承好，还可以打造代表广州的文化地标，代表广州改革开放成就的建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建筑是“石头的史诗”“凝固的音乐”，重大文化建筑是城市一个历史阶段的缩影，是城市的名片和标志，更是城市重大事件记忆的载体。文化建筑的风格和品位体现了一座城市的特性、素质、追求和发展。
我提出建筑的“两观三性”，即建筑要有整体观和可持续发展观，建筑创作要体现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的融合。在广州就是要体现岭南文化和亚热带气候，建筑必须考虑遮阳、隔热、通风、防潮。我们在广州设计了广州城市规划展览馆。规划展览馆入口留有很大的“灰空间”，利用悬挑架空庭院和景观水体蒸发降温，游客可以休憩，遮雨避暑，领略白云山美景，也可以到相邻的河涌水体游览，感受岭南水乡风情。广州骑楼也是这样的功能。
建筑的最高境界是文化，任何一个建筑都是技术和艺术、物质和精神的结合，建筑还必须与时代结合，广州要建设国际一流城市，就要有充分的文化自信，要学习外国先进的经验但不能照搬，要充分体现岭南特色，又不能完全从形式符号上照搬。更不要刻意追求超高层建筑，有需要的可以建，但人家米，我们就要建米，这种做法我不提倡。我的工作室是一个改造项目，外在保留了原来社区的肌理、原来的建筑和原本形态，但内在方面，变成我们研究工作的场所。屋顶全部绿化，房子用连廊连接，非常有岭南园林特色，完全结合了岭南气候特点。全世界的专家来到这里都非常认可，认为很舒服、宜居宜业，是适合工作生活的好环境。
主持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城市文明传承和根脉延续十分重要，传统和现代要融合发展，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广州要如何既推进城市改造，又保护城市肌理，把历史底蕴和文化传承体现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
杨保军：广州是岭南文化的代表和中心，有着多年的建城史，历史悠久和文化底蕴深厚是广州的幸事。在珠三角、全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影响力都很强。可以以世界名城的建设，实现文化传承和价值，塑造城市魅力，进一步提高城市软实力。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城市发展主要是指经济增长。据国际经验，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之后，居民80%的消费差不多都是文化相关的消费，文化是我们精神世界和生活的重要因素。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地位和价值将会越来越高。文化不仅仅是经济的产物，还是一个城市有温度、有深度和有文明的载体，通过人文价值的挖掘，可以提升广州城市品质和可持续发展的竞争力。这既符合广州目前着力推进老城市新活力的要求，也是提升广州市民生活品质的现实诉求。
广州在保护体系构建、历史建筑活化利用等方面已经走在全国前列，要进一步创新管理思路，明确政府对于老城区和历史资源的态度，加强保护与活化利用，注重多部门的联合，创新对历史空间的合理使用。
潘安：广州城市大，历史遗存很多，我认为改造完全靠政府或完全靠市场都不可能。需要不同的模式进行磨合和探索。多少年来，要么是完全保护起来不能动，要么是被拆得面目全非，这两个极端都不好，现在要尝试一些新办法。我认为新办法的核心是让原住民和真正的利益相关人能够参与进来，让我们的老街坊直接受益。不能在改造过程中把原住民完全迁走，同时还要防止“坐在那儿等”造成烂尾。
目前有很多历史遗存没有纳入法律法规保护范围，但是它的确是一个历史遗存，比如说巷子里的青石板路，或者是某一座有价值的小房子。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首先提高保护的覆盖率，又不能泛泛地把所有东西都纳入不可拆范围。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岌岌可危的是那些有一定历史价值，但是又没有纳入到文保范围的历史遗存，在这个过程中要强调社会责任。市场的作用也非常重要，但不能光着眼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也很重要。
融入大湾区
将南沙纳入广州城市功能分工系统
主持人：广深港高铁通车、港珠澳大桥开通，标志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入新阶段。广州如何借助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机遇，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谋划城市发展的新格局？
何镜堂：《规划纲要》出台是一个很大的机遇，机遇稍纵即逝，必须要牢牢把握住好政策。大湾区各个城市应该错位发展，各展所长，共同打造一个世界级的湾区。
袁奇峰：粤港澳大湾区将日益成为全面推进内地同港澳互利合作，同发展、共繁荣的国家级平台。早在年12月，国务院为了推动内地和港澳台的协同发展，决定在珠江三角洲设立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随着南沙大桥的贯通、深中通道的开工、沿海高铁越江方案的确定，广州南沙自贸区与前海、横琴三个片区的联系在加强。
我认为，南沙只有真正融入广州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脉络之中，积极参与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建设，在北起广州科学城、天河智慧城、琶洲会展中心、广州大学城、广州创新城这条轴线上寻求分工，才能在知识经济时代获得自身大发展的机会。只有将南沙纳入广州城市功能分工系统，南沙才是广州的南沙，才有可能成为广州经济的火车头；只有把广州城市产业和人口向南疏解分工，只有城市经济活动和人口的向南集聚，才能支撑起南沙作为“广州21世纪滨海CBD”的定位，即真正的广州第二CBD。如果能够以这个身份加入环伶仃洋地区的分工，就完全有可能与深圳前海共同构筑“双中心”，获得争取更大发展的机会。
推进城市规划半智能化审批
主持人：打造一流湾区，建设国际大都市，要不断提升城市规划设计水平。潘会长任广州市规划局局长期间，在规划管理提升、信息化方面做了很多探索，譬如“一张图”和“多规合一”，您觉得广州执行得如何？潘安：我们当年提出“一张图”和“多规合一”设想的时候，是希望能够把我们原有行政审批的大部分环节通过机器识别来审批。变成机器可识别的“一张图”，实现行政管理智能化，减少大量的人力资源，提高行政效率，最大好处是便于规范行政和廉政。对于一般的地区、一般的建筑，能够通过智能的手段，机器做一个基本判断，快速得出一个结论，然后经过人工校核，如果结论没错，可以很快把行政审批发出去，这样的话可以提高行政效率，也减少行政失误。目前“一张图”“多规合一”的储备已完成，技术手段完全可以实现半智能化审批，希望广州未来能够引领全国，在行政审批智能化上多做一些探索。
拓展新空间
共建广佛融合先导区争取创新政策叠加运行
主持人：我们留意到，前不久广州还与佛山签署了《共建广佛高质量发展融合试验区备忘录》。广佛更深层次合作，将给广州的城市发展格局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袁奇峰：广佛在国内算是最好的同城化案例。年广州GDP总值达21亿元，佛山GDP达9亿元，两市GDP总值约占粤港澳大湾区GDP的三分之一。广佛两地的经济互补性很强，市场发挥了关键作用，同城化进一步加速了资源的配置和成本的下降。
当前，广佛同城走进“深水区”。《规划纲要》明确将广州—佛山作为大湾区三大极点之一。我认为，两市政府在合作条件成熟的交界地区共建广佛融合先导区，一是引领广佛从同城合作到融合共建发展的历史使命，有利于更好发挥广州、佛山独特优势，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二是两市落实《规划纲要》战略要求和省委工作部署的政治责任，有利于深化与香港、澳门更紧密合作，促进广佛港澳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有利于调整优化广佛两市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加快构建“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新格局；三是广佛践行高质量发展理念的重要抓手，有利于携手在对港对澳、土地、科技创新、合作机制体制等方面争取省级乃至国家级政策扶持，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协同发展和国内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探路。
主持人：广佛共建高质量发展融合试验区，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袁奇峰：广州、佛山可以围绕广州南站，整合佛山三龙湾、机器人谷及南站周边等片区，划定两市合作范围，共谋共建广佛融合先导区，探索合作机制和政策创新，推动形成广佛更深层次合作新格局。广佛融合先导区可以探索制度创新先行区。在先导区争取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优势政策与广佛已有土地创新政策的叠加运行，并在制度共建、要素共享、合作机制体制等一体化方面先行先试，打造政策创新先行区。广州、佛山还可共同向国家、省申请新的政策支持。重点在建设用地规模和指标动态跨市共享、生态用地跨市平衡共育等方面争取国家、省级政策支持；支持探索国内生产总值的核算和分配政策、管理权限和投资运行机制。
此外，还可以争取广佛已有创新政策的叠加运行。建议将南海、顺德承担的国家级和省级改革试点中已经开展、较为成熟的政策，在广佛融合先导区封闭运行，在区域实行统一的土地政策，高效盘活用地。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在金融、土地、财税、司法等方面具有特殊政策，积极争取将自贸区政策叠加在广佛融合先导区封闭运行，支持先导区对港澳有更优惠开放措施，营造国际化、市场化和法治化营商环境。
主持人：谢谢各位专家，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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