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8世纪中叶到五代十国时期，促使佛教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事件有二：其一是安史之乱，其二是武宗灭佛。华严宗的变迁也与这两大事件息息相关。在安史之乱发生到唐武宗灭佛的约90年间，华严学僧遍布南北各地，就总体而言，以长安、五台山和杭州集中的专业华严学僧较多。在这一时期，推动华严学发生实质性进展的代表人物是澄观和宗密。他们的学说代表了整个华严宗理论发展的最后定型和禅化阶段。会昌年（—）之后，与中国佛教义学步入低谷的形势相适应，以诠释《华严经》的形式，融合外来文化因素与中国传统思想从而提出新理论的过程结束。后代编排的华严宗祖师传法系谱到宗密也就完结了。
一、澄观行履与著作
据《宋高僧传》卷五本传，澄观俗姓夏侯，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卒于元和中（—），享年七十余岁。
澄观11岁依本州岛宝林寺霈禅师出家，习《华严经》。自唐肃宗乾元（—）之后的近二十年间，他“遍寻名山，旁求秘藏”，游学南北，几乎涉猎了当时全国范围内流传的各种经律论典籍，接触了当时禅教律各派著名僧人，他的求学经历几乎反映了当时佛教界的基本情况。澄观以“多能”著称，研习范围包括“经传子史，小学苍雅，天竺悉昙，诸部异执，四围五明，密咒仪轨”等。澄观了解南北佛教界的情况，精通中印佛学及中国传统典籍，为他继承和发展华严宗的理论奠定了基础。
大历十一年（），澄观游历五台山，接着又去四川峨眉山，“求见普贤，登险陟高，备观圣像。却还五台，居大华严寺”。此后近二十年间，澄观主要活动于五台山及周围地区，以行方等忏法，应请讲经和独处著述为主。他的代表作《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六十卷，自唐德宗兴元元年（）正月动笔，至贞元三年（）完成。第二年，他应寺主贤林之请讲新著。贞元七年（），他又应请到太原崇福寺宣讲。
贞元十二年（），澄观奉诏到长安崇福寺，参加“四十华严”的翻译。直到逝世，澄观一直在长安地区参加佛经翻译、从事著述和讲经活动。贞元十四年（）新经译出后，德宗命其造疏，于是他在终南山草堂寺撰成《贞元新译华严经疏》十卷。书成进呈，德宗命其两街各讲一遍。这表明，他的注疏已成为钦定著作。
贞元十五年（），德宗授澄观“镇国大师”号。澄观还参加了《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的译事。唐顺宗曾诏澄观讲《了义》一卷、《心要》一卷及《食肉得罪因缘》。元和五年（），唐宪宗诏澄观入内殿讲华严法界宗旨。澄观自入长安后，与诸多朝臣和地方官吏有往来。澄观的弟子有“一百许人，余堪讲者千数”。华严宗的影响因此在佛教界和社会上迅速扩大。
澄观的全部著作据称有四百余卷，故有“华严疏主”之誉。他系统注解“八十华严”的著作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疏》（简称《华严经疏》）六十卷。《宋高僧传》谓，澄观因感到《华严》旧疏“文繁义约”而撰此书，实际上，澄观的注疏篇幅超过以往的任何同类著作。按澄观自己的说法：“晋译幽秘，贤首颇得其门；唐翻灵编，后哲未窥其奥。”法藏系统注解了晋译《华严》，但是注解唐译《华严》的工作没有完成。注解唐译《华严》的有李通玄、慧苑等人。澄观是因为对唐译《华严》的注疏著作不满而撰此书，表明了他继承法藏学说的意图。总的来说，此书虽有不少发挥，而且接受了李通玄的影响，但继承法藏学说，并使之系统化、定型化的特点十分突出。
《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简称《演义钞》）九十卷。在澄观宣讲《华严经疏》过程中，众多听讲者不断提出问题，此书即是为回答这些问题而作。同时，此书也对《华严经疏》做了系统解释。从一定意义上讲，此书有系统整理、归纳澄观全部学说思想的性质。
《贞元新译华严经疏》（《普贤行愿品疏》）十卷，注解“四十华严”。其主要内容与《华严经疏·入法界品》的释文相同，对“四十华严”独有的“普贤菩萨十大愿”部分详加注释。
《华严法界观玄镜》（《华严法界玄镜》）二卷，注解传为法顺所作的《修大方广佛华严法界观门》。此文原夹杂在法藏《华严发菩提心章》中，未指明是法顺撰。自澄观开始认为其是法顺著作，但他未讲原因。《华严法界玄镜》当作于澄观晚年，其注文反映了他的成熟学说，特别反映出他此时有关“四法界”的学说已经定型。
《三圣圆融观门》（《三圣圆融观》）一卷。因有人问及《华严经》“以二圣（指普贤和文殊）表法之二义”，遂著此书，论述三圣（毗卢遮那如来、普贤和文殊）的关系。“三圣圆融”是澄观受李通玄影响，在华严学僧内部创立的新说。
此外，澄观还著有《大华严经略策》（简称《华严略策》）一卷，《新译华严经七处九会颂释章》（简称《华严经七处九会颂》）一卷，《华严经入法界品十八问答》一卷，《五蕴观》一卷，《华严心要法门》（《答顺宗心要法门》）一卷等。已佚著作有《十二因缘观》《法华经》《楞伽经》《中观论》等经论的疏钞。
二、澄观华严思想内容与特点
（一）扶持正宗与诸宗融合
澄观在《演义钞》卷二末指出自己研究《华严》、制造经疏的目的：“使造解成观，即事即行；口谈其言，心诣其理。用以心传心之旨，开示诸佛所证之门。会南北二宗之禅门，摄台（天台）衡（南岳）三观之玄趣，使教合亡言之旨，心同诸佛之心。无违教理之规，暗蹈忘心之域。”调整佛教内部各宗关系，纠正各派在修行方面的偏差，在崇奉华严教义的前提下，使禅教各宗融合，是澄观学说的特点。就属于“教”门的华严、天台等派僧人言，他们的修行弊端是“不详至理，不参善友，但尚寻文，不贵宗通，唯功言说”。这是以禅宗的长处批评教门的短处。
在澄观时代，正值南宗马祖道一和石头希迁两派兴盛发展。他们虽然强调遍参寻访（参善友），提倡证悟自心，但又轻视佛教经典，轻视戒律（有违教理之规）。所以澄观要求他们应克服“不能以圣教为明镜，照见自心；不能以自心为智灯，照经幽旨”的弊端。澄观最终主张把信奉经典教条与观行体验结合起来。
澄观在继承法藏思想，批判吸收各宗学说的过程中，把注意力主要集中于禅宗、天台宗和华严宗支派三个方面。全面吸收禅宗心学理论，将南宗和北宗平等看待，统统列为“顿教”，是他对禅宗的基本态度。澄观在给唐顺宗讲“心要法门”时，很精练地概括了“心”的特征及证悟自心的手段：“至道本乎心，心法本乎无住；无住心体，灵然不昧。性相寂默，包含德用；该摄内外，能广能深；非有非空，不生不灭。求之不得，弃之不离。迷现量则惑苦纷然，悟真性则空明廓彻，虽即心即佛，唯证者方知。”澄观劈头所讲的“心要”，与其说是华严宗的“心要”，不如说是禅宗的“心要”，此后《景德传灯录》卷三十亦收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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